Everything will flow

    按照当下的通例，这个值得书写的年纪可以更长一些。她脱胎于1898年的天津严氏家馆。这所清末家庭学校的书房，与今天草木葱茏的天津八里台之间，文脉未曾有一日的断裂。

    寻根觅祖，追溯前身，她就能更加“历史悠久”。可是，南开大学还是老老实实地，从1919年落成开始，为自己计算岁数。

    年长的学校如同年长的女士，年纪是个难解之谜。教育学者潘懋元教授说，一些大学为了标榜校史悠久，不惜牵强附会，拉长校史。而南开大学“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”，可谓信史。

    长期观察这所学校的人相信，这是一种“非不能也，实不为也”的矜持，一种“习惯成自然”的固执。

    端详这座长寿的学府，你会发现，她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，主动或者被动；你也会发现，总有一些地方是她从没变过的，有意或者无意。

    真诚不改

    101岁的经济学家杨敬年说：“南开大学的特点，可以用两个字概括，就是‘真实’。我说的‘真实’，就是老实、实在、朴实。”

    杨敬年说，当今有股风气，好比较、好包装，做学问漂在表面，相形而言，南开沉潜踏实，不讲包装。

    “南开”，中国最为驰名的学校品牌之一，天津一个区也因该校得名，在全国绝无仅有。但她的来历与风雅无关，反倒带着乡土气息——“城西南的开洼地”！即便南开造就了曹禺这样的文人，却没有谁去为她寻找一个更动人的来头。这就是南开。

    杨敬年在抗日战争前夕考取南开经济研究所，后以英国牛津大学博士身份回到南开教书。他早年因将“发展经济学”带入中国而闻名，90岁后又以重译《国富论》而引人注意。

    今天，这位白眉老人须先将文章复印扩大，再手持放大镜，才能看清字迹。“我到老了，101岁，还在读书，还在‘日新月异’。”他是照着校训做的。

    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。”听到著名学府的箴言，人们难免会去回忆一个久远的典故。但解读南开校训无需引经据典。它意味深长，同时平易近人。

    杨敬年说，南开的“公”，就是要爱祖国，爱人民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把个人的命运同国家、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。“能”，就是讲究真才实学，踏踏实实做学问，踏踏实实做工作，踏踏实实做人。

    如果言辞透露性格，那么在天津八里台的话语体系里，有一些大白话传了下来。南开早年因接受军阀资助而引发质疑，创始校长张伯苓解释：“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灌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1919年，南开大学有了第一张开学合影，96名开山弟子中，第62号学生日后尤为杰出，他叫周恩来。入校不足半年，他因参加学生运动入狱。“南开校父”严范孙以本校“严范孙奖学金”资助周恩来赴法留学，即便周恩来拒绝做他的女婿。周恩来加入共产党，有人劝严范孙停止资助，这位清朝进士答曰——“人各有志”。

    周恩来被视为“南开最好的学生”。他的雕像立于该校南门，校方认为，周恩来是南开气质的示范。

    这种风格，渗入到历届学生之中。30岁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助理教授韩飞，发现南开学生在外被公认为做人平和，学问很好，不事声张。今日中国发展很快，“人们似乎都很急”，他不愿母校因此变得急躁。

    南开校庆征文，主办者发现，来稿多以“朴实”、“爱国”作为母校的两面，投稿人年级不同、专业不同、成就不同，这点却不约而同。

    “土气”未脱

    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伟平说，南开的上空有一种“空气”。这是一所名校的“气场”。

    22岁那年，中科院研究生张伟平参加南开的学术活动，留下一声“南开真土”。但两年以后，他便考到这里，师从“微分几何之父”陈省身。1993年留法归来，张伟平甘愿回到“土气”的大学，从助教做起。

    20世纪90年代初期，一些强调量化的评价体系开始在学术界大行其道，标准之一是SCI（美国“科学引文索引”）论文的数量，相应地，高校亦以发表论文多寡考核教师。但张伟平从未遇到过这一“高压”指标。一位到访的名牌大学校长对此感到不可思议，称之为“象牙之塔”。

    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内，常见的景象是，学生们换上拖鞋，自在闲谈。每条走廊里都有一面黑板，便于随时演算。

    若以论文多寡来衡量，这个研究所连一些普通大学的数学系也不如。而陈省身数学所是一处国家级研究机构，世界级科学家陈省身及杨振宁都对它用力甚多。今天，它的12位教师中，3位是院士。

    在全国名校中，南开规模最小，又是文理均分，在一些以理工科研究经费、学术成果数量为主导的排名中，难占上风。但在南开，找不出一份官方文件，证明曾向这些指标妥协过。

    生物学家饶子和院士2006年调任南开大学校长，对学校生出两点惊讶：一是南开对本科教育的重视，二是南开对文科的倚重。他说，倘若南开屈从于重理轻文、重研究轻教学的风气，也可换来数字上的好看，但南开就是不为所动。

    历史学家常建华认为，这是南开性格使然，而性格是难分优劣的，一面是内敛、沉潜、功底扎实，另一面也可说为木讷、保守、灵活不足。

    1981年，新中国首次审核硕士、博士学位授予权。来自南开的史学泰斗郑天挺是历史学科评议组负责人之一，成员多是他昔日的同事、弟子，但他“毫不以尊长自居、自专”。后来，南开设置多年的世界史专业未获学位授予权，出人意料。本校有人表示惋惜，但郑天挺说，理应尊重同行的评定。

    而今，未经郑先生“灵活”照顾的世界史专业，已是南开的招牌之一。

    曾经，南开大学周身洋气。严范孙和张伯苓目睹中国任人欺辱，生出“教育救国”的理想。二人遍游海外，借鉴哥伦比亚大学等校经验办起南开。创校元老凌冰、姜立夫、饶毓泰、邱宗岳等均出自世界名校，海归占到师资力量的七成以上。除国文外，授课全用英文。

    但81年前，南开大学提出“土货化”的根本方针，抱定“知中国”、“服务中国”的志愿，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，由“洋”变“土”。

    南开经济研究所，是中国第一批经济学研究生的诞生之地。杨敬年说，彼时国内高校的经济系，研究的都是外国问题。但哈佛大学博士何廉，在南开首倡“本国化经济学”，讲义以中国为样本，学生做论文须与中国有关。这很快赢得中外学术界的尊重，成为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机构。

    陈省身1985年创办南开数学所，经邓小平特批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任命的第一位外籍所长。他的初衷，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建立高级人才的培养基地，让年轻人不必都负笈海外。

    “保守”不怕

    在创新的年代，南开关注的是“耶鲁大学的保守性”——这所以“日新月异”为校训的学校，反倒表现出对传统的固守。

    经过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，南开引以为豪的工学被调出，成为以文理见长的综合性大学。最近一次“开枝散叶”，距今已20多年。

    高校的社会学专业在1952年被撤销，1980年由社会学家费孝通主持，在南开率先恢复。一个43人的班级走出30多位教授，10多位院系主任和院长。金融系与之类似，长期独领风骚，领军人物钱荣堃，牵头设计了中国的工商管理硕士教育。

    但总体而言，南开学科演化缓慢。半个世纪以来，她始终以四大支柱学科闻名，化学、数学、历史、经济，均有傲视同侪的实力。她很少跟风开辟新的领域，被时间证明成功的，多是“复建”，而非“新建”。

    南开大学党委书记薛进文说：“作为一个学术重镇，有时不要怕别人说保守。”他认为，“保守性”是确保大学精神轨迹不中断的重要因素，一所好大学应有持重的一面，不能人云亦云。

    几年前，有地区和企业提出，愿以数十亿元为南开建分校。这对于“数着铜板过日子”的南开，诱惑颇大。但顾及办学质量，校方放弃了“铺摊子”。

    “那是真正的考验，思想斗争很痛苦。”薛进文说，“对饥肠辘辘的南开大学来说，抵制这种诱惑是很难的。从我们创办的那一天开始，就缺钱。”

    初到南开时，校长饶子和试图带入一些外校的风格。但他很快意识到，作为南开校长，先谈继承，才能出新。但凡有点底气的学校，不可能朝秦暮楚。

    “南开这个风格不能改，也改不了。”饶子和说，“一个名校有她的传统和风格，走自己的路，不能2000多所学校都办成一个样子，大学的自主办学要体现在办特色大学。”

    对于普通学生而言，南开的“不知变通”在于细枝末节之处。譬如南开素以严格著称，一旦作弊事发，或是课业未过，多以退学告终。2009年该校有2474人拿到学士学位，而入学时则有3000人。2006年，南开对多年未能毕业的28名博士予以结业处理，打破了中国博士生教育零淘汰率的惯例。

    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上，每位毕业生的名字都会被念到，他们轮番上台，接受学位，这在很多学校闻所未闻。

    南开有则“容止格言”，“面必净，发必理，衣必整，钮必结”。

    九秩校庆之年，南开没有大兴土木。相反，修了一幢老楼。学生第七宿舍早年被判为危房，曾有人提议拆除，兴建新楼，缓解校舍之紧张。但校方再三考虑，对它“修旧如旧”。

    校方解释，它历史不长，但出自建筑大师梁思成的手笔，且留下了历届学生的青春记忆，不能毁于造大楼的冲动。

    情怀不灭

    但是，90年来，南开又的确发生了太多变化。

    在这里，见不到一幢完整的古老建筑，硕果仅存的是建于1923年的思源堂。

    被诗人柳亚子赞为“桃源仙境界”的校园，1937年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，这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所遭到轰炸的学府。日军暴行被作家林语堂写入小说《京华烟云》。

    外国记者爱泼斯坦解释了原因，在他的笔下，日本军官叫嚣：“诸君，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。”

    1934年，华北运动会，当东北选手入场时，南开拉拉队员突然列队排出“毋忘国耻”字样，随后又排出“收复失土”、“还我河山”。3万多观众鼓掌流泪，日本驻津总领事愤而离席，南京政府饬令约束学生的“轨外行动”。校长先生的训话是：“你们讨厌！”“你们讨厌得好！”“下回还那么讨厌！”“要更巧妙地讨厌！”

    侵略者毁掉了南开的物质，反在南开的精神中固化了一句“越难越开”。

    从那个岁月走来的93岁化学家申泮文院士说，抗日战争，南开没有出过汉奸。他认为，南开之魅力，在于“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”，也在“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”。

    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认为，如果说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有什么“奇迹”，那么很可能不是国立大学北大、清华的“得天独厚”，也不是教会大学燕大、辅仁的“养尊处优”，而是私立学校南开的迅速崛起。

    “我之谈论大学，不太涉及办学规模、经费预算以及综合实力评估，而是注重其有无独立的精神、鲜明的个性。”陈平原说。

    南开，是中国人举民间力量兴学救国的范本。曾有外国教会提出收编请求，得到答复：“谢谢你，南开是中国人的学校。”

    “南开”，有时是个形容词，意味着老土、刻板、保守，也意味着不折腾、乐天派、“越难越开”，一种对国家不知疲倦的、属于年轻人的热情与责任。

    当它回归名词，作家老舍、曹禺形容：“知道有中国的，便知道有个南开。”

    在南开大学90岁这年，到此视察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师生发表讲话，强调“坚持走南开的道路，坚持发扬南开的品格，坚持南开的精神”。

    他说：“南开人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。无论是在战争年代，还是在建设时期，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清楚。”

    南开的精神，温家宝归结为“青春的精神”。他说“南开永远年青”。

    关于南开，还有一点是没有变过的——校庆日。每年10月17日，南开系列学校——南开大学、天津南开中学、第二南开中学、重庆南开中学、四川自贡蜀光中学，遵循同一个传统，唱起校歌，鸣响校钟。政权更迭与世界大战，都不曾消灭这个始于1912年的习惯。

    在这一天，各地校友集会，面向南开的方向深鞠一躬，礼赞她的长寿，也礼赞她的长青。